正是由于李丹荃及王度庐的子女王芹、王宏的大力协助，使徐斯年获得了许多资料———包括各种原著和连载文本的复印件，订正了不少错误，才使《王度庐评传》（已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）得以问世。
徐斯年从小酷爱武侠小说，读小学三四年级时，就对《施公案》、《彭公案》十分入迷，在大学科研中又对武侠小说有专攻，以至于台湾武侠评论家叶洪生称徐斯年“乃一代老侠，王度庐门下高弟，独获王派‘悲剧侠’心法真传，其论剑例不轻发，往往抉隐探微，发人深省”（《论创后记》）。这绝非溢美之词，徐斯年为《卧虎藏龙》写的《序》中有一段话便可佐证：“传统武侠小说，着力宣扬的多是建功立业，除暴安良之类属于‘外部范畴’的价值和观念，而对侠者的‘内部世界’则普遍缺乏关注，王度庐研究过心理学，他不仅把玉娇龙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‘人’，更把她作为一个具有复杂心理结构的‘人’来描写，玉娇龙捍卫的主要不是那些‘外部价值’，而是‘爱的权利’，实质也是‘人’的权利，心灵自由的权利，作者从这一点切入人物内心，着力渲染玉娇龙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。”
徐斯年感觉到，通过写《王度庐评传》，自己“初步找到了王度庐的‘文心’”。
厌恶学术界的“商业风气”
徐斯年治学严谨，对近年来急功近利的“商业风气”对学术研究造成的危害深恶痛绝。因此《王度庐评传》决不是跟风之作，也不是想从《卧虎藏龙》电影引发的热潮中分一杯羹。本书动笔虽然仅花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，但准备工作却做了近20年。作者在后记中写道：“1985年随我去青岛做研的，是五位当时的硕士研究生……他们知道，跟我出差，一般是住不好，吃不好，玩不好的。一个星期多一点儿的时间，要通检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）至三十四年（1945）的全部《新民报》，只得每人负责一个时段，重点阅读所连载的‘霄羽’社会言情小说……返校以后，大家围坐在我家的地板上，对着录音机轮流‘讲故事’，用‘接龙’的办法，把度庐先生多部作品的基本情节整理出来。”搜集整理工作的艰苦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徐斯年的学生形容他“个子矮小，说话慢条斯理，讲课引人入胜”。他曾作为国内14位鲁迅研究专家之一，参与了《鲁迅全集》的修订工作，他还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武侠小说研究的“五大家”之一———“东徐”。我读他的著作，似有股“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，推倒一世之英勇，开拓万古之心胸”（陈亮）的气势，莫非这正是永康传统人文基因的显露？